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从历史上看，水是文化之源，水造就了所有民族的历史，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水与文化便须臾不可分离。人水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水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是联系着社会每一个人的全民文化。人类社会的众多行业文化，都是以水文化为存在基础的，所以水文化具有“母体文化”性质，它渗透在许多分支文化之中，并对其产生影响。而中国的历史则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写到：中国人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在世界各国中非常突出。“治水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于大河流域在远古时代的大规模治水，他论述中国是世界上主要“治水国家”。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华文化始与一个个复杂的河流系统。《大秦帝国》的作者孙晧晖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第一次跨越是大禹治水，使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国家形态。中国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三大奇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时期的大一统；世界上长期以来拥有最多数量的人口；世界上唯一5000年文明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人成功的治水。在此意义上来说，水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中华水文化是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和基础。
   一、中国文化起源于水，发展于水。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中华文明是以治水为开端的。孙晧晖先生认为：中国文明在黄帝时代是“不成熟的文明”，是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国国家文明的根基。他说：中外学者对中国的古洪水基本都是肯定的，他引用汤比因的《历史研究》说：“远古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峻的多。……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当代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更为具体的指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三千年后期。……注意到当时的人民尚未发明掘井技术，必须逐水而居，雨量稍大，即成灾难。同时，当时已是农耕社会初期，淹没长期火耕才能获得的土地，淹没历经艰难才能积累的食物、衣物、牲畜，以及打造出的石器木器农具等，损失巨大……。孙晧晖进一步论证说：洪水从尧帝时开始，经尧舜到禹治水成功历百年，第一个治水英雄是共工（中国最早的水神）氏族群，第二个治水领袖是禹的父亲鲧，都是用堵的办法失败了。禹治水改“堵”为“疏”成功了。这一成功，成就了我们民族最伟大文明的母体：应对洪水使文化得以产生，具体说是水文化的产生；应对洪水使各族群对“天下”有了认识（勘地势、定九州）；应对洪水使天下族群认识到了社会化组织、一统、团结、人多的优势。等等。而大禹的个人人格中的创新勇气、系统思维方法、超凡的组织协调能力、以身作则、垂范民众的品质无不为后世留下传承的基因。更为有趣的是，这次治水的决策和参与者包括了以后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走向的四大领袖和族群，他们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族群，以契为首领的商人族群（建立商朝），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族群（建立周朝），以伯益（又名大费，发明凿井技术）为首领的秦人族群（建立秦朝），而禹因治水得到人民的拥戴，继承了大舜的帝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不能不说这次应战洪水过程为中国以后历朝历代把治水做为国之大政埋下了深深的种子，也不能不说它为中华民族“善治国者先治水”这一治国理政的理念烙下了基础的印痕。而治水就必须有强有力的社会化组织，这是不是冥冥之中决定着中国大一统集权制的政体，决定着中国所要走的道路，这也一定为大禹治水约两千后，中国从诸候分治进入以君县制为基础的统一文明阶段的第二次文明跨越埋下了根本的基因。
   秦统一中国以后，治水更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但先后建成有为除泯江水害的都江堰、沟通湘珠江运输的灵渠，更有在它的京畿之地历十余年之久，凿仲山、引泾水，开人类利用多泥沙河流兴水利的郑国渠。它的影响之大，从汉代的白渠、唐代的郑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清代龙洞渠、民国及今天的泾惠渠都是对它的传承中可见一斑。实际上，秦帝国在这一时期是把决通川防、疏浚漕渠作为“定地势”这一战略的核心来实施，以致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时不时都能看到秦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恢宏的气势。我理解，这两次文明跨越时期，正是以治水为纽带的中华民族文化“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形成了我们的“原生文明”。这一原生文明，是我们“永恒的文明微记”，她“影响或决定着”我们的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看看美籍德国学者卡尔.A.魏特夫说的我们这个基于远古治水而生发的专制主义文明国家：中国人数千年来在母亲河黄河两岸修建了长达1500公里，仅次于长城的高耸大堤，保障了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在过去20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超过20%，而耕地不到今天的8.6%，且增加的速度比世界其他地区慢得多，但享有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更高的生活水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高效的灌溉系统，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中国耕地才有这样高的生产力。历史上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为基础的水运系统，把中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连贯了起来，成为中国的生命线。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水运系统，使中国各地的资源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各种资源都可以相对低廉的运费运送到其他地方。正因如此，与其他在领土和资源方面可以与中国相匹敌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统一程度都更高。等等。面对这份成绩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我们的文化不自信呢？
   二、水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智慧
   《道德经》有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易经》有云：天生一，一生水，水生万物。老子从观水中得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坚”的大道；庄子从“秋 水 时 至，百川 灌 河”为 源推出相辅相生，天地无穷的名理；孔子在水边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他说：“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洮洮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孔子在这里全面颂扬了水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志”等九种品德：水利益万物而没有自己的目的，堪称德；水循着自身的规律向下流，堪称义；汹涌奔流而无穷尽，堪为道；如果有人掘开堵塞物而使水通行，它随即奔腾向前，好像回声应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奔赴百丈深渊而无所畏惧，堪称勇；将水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好像法度；将水注满量器后不需要用刮板刮平，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好像公正；水渗入曲细，无微不达，堪称明察；任何东西经水洗濯，便渐趋鲜美洁净，堪称教化；水历经千曲万折而一定朝着东方流去，堪称志。苏东坡从水与月的变与不变中悟得“自其不变者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理，18世纪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如果不只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句话颇具深意。《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东汉王充在《论衡.道虚》中说：“夫血脉之藏于身也，犹江河之流地。”把河流视为大地（地球）的血脉，今天用生态科学来看，仍是相当精练与准确的。等等。正是水使这些华夏先贤们铸就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大智慧。
   《管子.水地》指出，各地水性不一，民风（文化风俗）也因此相异，因而，“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解读了水，就能解读当地的民风，解决了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好该地的教化问题。而孟子一定是在水滴石穿中体会出仁者无敌的。 唐太宗李世民将“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用于治国，从而创立出举世闻名的“贞观盛世”。这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治国理政之根本。如何趋之利，避之害？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关切，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
   我国古人崇尚道德。道者，指天地宇宙的法则或规律；德者，指人类应该遵循的社会规范，这个规范应该适应“道”的规律。要认识“道”，就应该多观察自然，从中探求道的妙处，并找到行为准则的正确方向。自然界中有一样东西非常接近“道”，这就是水。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通过观察河流而实现的对道的体悟。孔子的水九德，形象生动的阐明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按照老子所说，那个捉摸不透，玄妙深奥的“道“就是水，就是“上善”，也就是佛家所讲的“慈悲”。佛家所讲“慈悲喜舍遍法界”，这才是“道”的真实面目。
   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是黄河气势磅礴的写照；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写出了楚江冲破天门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苏东坡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流芳百世；毛泽东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何等气魄！范仲淹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从洞庭湖风光入手却引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格调，此等大公无私的胸怀将永远激励后人，传唱千古。
   龙文化与中国历史同样久远。在古代中国，龙是最受尊崇的对象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代表着威严、力量与仁慈，中国人民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李埏教授（1914—2008）精辟地总结说：“由于人们和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及对水这种自然力量的不理解，龙于是完全成了水的化身——水神。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水的作用更为重要，龙崇拜也就更发展。”简言之，龙就是水神，掌握着在何时、何地降甘霖以及降多少的权力。因此，崇拜龙就是崇拜水神，或者说，就是崇拜水。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龙也无处不在。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凡有水之处，皆有龙王庙。在众多民间传说中，龙王都是主角。在夏历新年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龙舞、龙灯都不可或缺；龙舟竞渡使得端午节成为中国嘉年华。在中国的年节庆祝活动中，没有龙的形象，人们就感觉不到充分的喜庆气氛。
   三、水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正当其时，责任重大。
   习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孙晧晖说：当下，中国文明面临第三次大的跨越。从残破的农业文明进入以工业和科学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文明时代。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不但使众多的水利工程活起来，还新建起了数以万计的大中小灌区、池塘及小水库，这为中国人民吃饱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解决中国的防洪安全，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建起了黄河上的三门峡、汉江上的丹江口、钱塘江上的新安江、长江上的葛洲坝，为全国的防洪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善治国者先治水”这一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相继建成的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举世瞩目，实现了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伟人的百年梦想。黄河、长江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古代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的治河理念得以在数百年后的黄河上实现，“黄河清，圣人出”呼之欲来。全国中小河流治理成绩斐然，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福泽亿万群众。今天，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逐步在全国落地，不但承担着水利工程的应有之能，还肩负着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对水的认识有了新提高：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态之要。新的治水理念：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被提到重要位置。河湖库连通、民生水利、城市水利、智慧水利、海棉城市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中央关于水利的一号文件为水利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略，为未来水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这些，无疑是从物质和精神的方面对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而作为中华文化的基础、基因、母体的水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自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水文化的发展需要创新开放
   习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如果说大禹在总结了前人的治水经验、深化对水运动规律认识、基本掌握治水区域的地形地貌之后，利用系统创新思维，改堵为疏，实现了中国治水文明的第一次跨越。把前秦穆公利用自然河道及夫差开邗沟两千多年来人们治理水、利用水作为中国治水文明的第二次跨越的话。无疑我们今天说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对水的认识的再一次升华，“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略必将是第三次中国治水兴水文明跨越的开端。而这次跨越，远比前两次要复杂的多，需要我们全民创新治水、用水、兴水理念，用系统的思维、开放的心态、恒久的实践来实现治水兴水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
   l、把治水兴水放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大局中去考虑，水事活动是这个大局的重要部分。水是生产之要，更是经济之要，目前，经济上在不断的调整产业结，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水利要呼应这一形势，调整在一、二、三产上的供给，总的原则应该是：控减一，增效二，增（量与质）供三。水是生命之源，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息息相关，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可逆转，农村水利向城镇水利转变是大趋势，而城市水利对中国水利来说是明显的短板。目前，城市遇雨即涝就是例证，海绵城市、智慧水利建设迫在眉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更高保证率、更纯净的水。水资源总量不足、空间自然配置不均衡是中国的基本水情，也是很多省、市、县的基本水情，城市化加剧了这一基本矛盾，空间均衡必然涉及各方水利益的调整，和政治息息相关。水文化作为基础文化，渗透在各项文化建设之中，要使中国由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水文化建设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当前重要的是，要将水文化融入到各项水事活动之中。水的生态之基、之魂呼唤节水、洁水、活水、美水、亲水、增水和一水多用。这些都迫切需要水理论的创新，水理念的调整，水管理的实践。
   2、强化全社会对水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价值属性的认识。
   水资源是基础自然资源，它的不可替代性、有限性、时间和空间的不均匀性、有条件的可更新性和易破坏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国家、区域综合发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人均年耗水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其用水结构成为判断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而每立方米水能创造的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经济水平的重要尺度，其开发利用潜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后劲。国际上公认，水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关键自然资源，是区域合作的促进因素。结合实际，创新对中国水战略的认识，对中国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水资源问题牵涉千家万户，关系到国计民生。同时，它又是无处不在，是人们最熟悉的物质，正因如此，再加之我国长期处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社会，一般不计算自己在取用水资源时的劳动价值，所以，社会对水资源的价值的认识远不如对电、石油、煤气等资源的价值认识强，这导致全民的节水意识、水权意识薄弱，三条红线难以落实，随着城镇化建设推进，这一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方面的理论急需突破，教育方式方法需要创新。
   3、“建”“管”的博弈该泾渭分明了
   中国数千年来的治水过程中，由于生产力较低，生产工具落后，建一处水利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工程建设成为政府和民众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工程建成后既长久为民众实实在在造福，又为人类长久的留下宝贵的水物质文化遗产供后人怀念，这也是民间崇拜治水代表人物，政府褒扬治水代表者的根源，长期以往，在中国形成了从上到下根深蒂固的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而相对轻视对水本身的资源管理的观念。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及设施，而管理的理念和措施终显薄弱和不足，这成为水利上的短板。随着现代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水坝施工最为先进的国家），工业革命使施工工具飞跃式发展，水利工程施工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生态性、可持续性等等，这一必然趋势，要求水利工作者，必须把“管”放在首位，这也是政府的责任，要重点发力的地方，而建设则更多的交由社会，用市场的方式去完成。这也是水文化理论要紧紧跟进的大问题。
   4、“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命题，为水文化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天人合一，遵循自然，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这一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当代中国治水兴水理论创造性的重大贡献。它深刻揭示了山水林田湖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水在其中的灵魂作用。它要求我们必须突破就水治水的狭隘的、片面的、单纯的思维，突出治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立体性。要把局部的治水放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与护山、增林、整田、建湖、扩湿、减污等等有机、有效的结合起来，把工程措施、生态技术、生物方法综合运用起来，既积极、精准、有效的发挥人的作用，又高度重视、充分利用自然的能力等等。这是水文化创造的一片泓天，需要我们积极作为、无畏探索，把它落实到水利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整个过程中去，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实现，预示着中华文明的第三次大跨越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是实现这个跨越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保障。文化自信呼唤着中国的母体文化——水文化的支撑，又为水文化的第三次飞跃提供了无限的创新空间，润泽着她发展的沃土。这是当代水利人的幸运与自豪。我们要紧紧围绕“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深刻理解顺应时代要求的十六字治水方略，用创新开放的精神，全局的、立体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协同合作的工作态度，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推进水文化理论的创新，不负时代对水利人的期望。